一个读书人的感慨

我一生爱读书。少年时代，常袋里装上几角钱，去镇上的书店选一本钱所能及的书。那个书店很小，只有20平方米左右。那里面的书，我几乎都能背下书名。不是我记忆好，是因为书的品种有限。我在这小书店里买了60年代那些让人变得心地纯洁的散文集，象峻青的《秋色赋》、魏钢焰的《船夫曲》、刘白羽的《红玛瑙集》和何为的《第二次考试》，还有诗人严阵的《山泉集》、李瑛的《红柳集》……我们上高中时，常常忍受着“暂时困难时期”的饥饿，坐在火炉旁读心爱的散文和诗歌，的确有减轻饥饿感的作用。

上大学时，是个读书的年代。世界名著中尤其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，曾让我放弃了节假日，放弃了锻炼身体的时间，放弃了陪伴我孤独的母亲。可惜这段读书的时间既零散，又短暂，“文革”的魔手很快就夺走了我们案头的书籍而代之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。如今想起来，如果当初把那些大字报都录下来，倒也不失为一部巨大的奇书。只是当时只剩下恐怖的心理了，大字报里的刀光剑影常让人毛骨悚然。那段时间里，除了出版难，更难的是有书也不敢读。我曾偷偷拿了一本吴伯箫的《北极星》来看，恰好被我的领导发现了，他非常客气地问我：“你就不怕中毒吗？”后来，我搞到了一套《鲁迅全集》，因为毛主席高度评价鲁迅，看鲁迅自然得到鼓励，没想到这使我终生受益。鲁迅使我领略和参悟到了我们这个民族，我自感精神境界中有诸多升华，而且这种升华常常不为人解。就说现在写“文革”的那些书吧，其实有的很肤浅，只是把“灾难”细说一番，何以至此，并无说清，于今某些人的做法又何尝是吸取教训后的大彻大悟呢？所以说还得提倡读鲁迅。

如今想读书，十分容易，不少人感叹书太多了。也有人说书虽多，但好的不多。过去在镇上小书店里那种感觉一点也不存在了。我家附近有个“席殊书屋”，因为我买的书多而成其俱乐部的“资深会员”。我大约两周左右去一次，它那里究竟有多少种书，有什么书，我是说不上来的。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常见报端有人评说好书少，甚至“无书可读”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一年出12万种书，是多了点，且其中确有不少充数之作。但总不至于“无书可读”吧？我是个出版工作者，今天要说几句为自己辩护的话。我们原本都是读书人，所以才爱上了出版业。想多出些好书，是我们和读者一样的心愿。有人说我们只想赚钱，应该去掉这个“只”字。出版社多实行自负盈亏，不赚钱是不行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许多大家认为好的书，常常一开始并不被认识，需要一定的投入做保证。我记得钱钟书先生的《管锥编》过去印数很少，但它的学术价值是早就存在的，而不是今天才有的。朱光潜的美学书过去读者也不多，现在也火起来了。出版者的眼光在于肯为未闪光的珠宝投入财力，可这财力又有谁给？我做出版工作十多年，深知一个正派的出版工作者之艰辛。还有，那么多的好作者何处去找？如今之风气，有多少人能坐冷板凳，能“十年磨一剑”地做学问？这学问二字靠抄、靠拼凑、靠组合、靠编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成的。但我们毕竟是把一年10多万种书出来了，不荒了，至于精品，也是逐年增多。

我虽跻身出版界，到底是个读书人。我看现在的书中的好作品并不少，却未见得有许多人去读。说话随便也是不少当代人的时尚，书虽未读，也敢评之为“好”或“坏”。常见有的书评把某书评得天花乱坠，买来一看，方知上当。也有拿过一本书来只看看目录，即可宣布此书为糟粕。有人不落趟地参加各种聚会、研讨会、发布会和酒会，还要卡拉OK，一集不缺地看连续剧，竟还能对别人的著作品头论足，也算是一种硬功夫。我常遇到朋友问某人的作品如何，绝不敢造次，只回答你自己去看吧。因为我不止一次收到开书店的朋友送来的畅销书，读了之后心里却不畅。也有默默地卧在书店一隅的书，读了让人心动。近10年前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钱钟书先生40年代的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再版，我在一家书店看到这本书时问店员可有人买，她说似乎还没有。它后来不是火起来了吗？

我之所以感慨，就因为现在真正读书的人并不多，其中包括买了不少书的人。忘记是哪位学者嘱咐弟子说，一年要从头到尾读一本书。一本不是太少了吗？但大家都可以试试。

我之所以感慨，就因为现在读好书的人更少。我们需要作者和编者向读者做些负责的推介，不要误人子弟，不要让过忙的现代人白费功夫。